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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判决,任性十足,非法经营罪的口袋就那么好装?

作者:未知 来源:互联网 时间:2020-07-07

案情回放:

被告人所在的环生公司(营业执照注明经营范围为化肥的生产、销售等)委托有生产资质的老牌化肥公司代工生产了30吨化肥,通过银行转账向生产商支付了数万元化肥款,将其中20吨化肥运到第三被告人的家乡池州市赊销给乡亲们,与乡亲们约定:“等稻子成熟之后再来收钱”,“如果肥效不好就不收钱。”

2013年7月6日,某外国品牌化肥经销商报案称“有人销售假化肥”,当地警方于7月8日立案。在落款时间为7月6日的《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上记载:“7月6日16时46分,有群众举报……另据调查,疏某某还将此掺混肥料销往安庆、蚌埠等地,造成千亩余水稻大幅减产,造成农户损失达百万余元。”

2014年,当地检察院提起公诉,指控4名被告人涉嫌生产、销售伪劣化肥罪,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5万元”。

笔者作为第4被告人辩护人,为其做了无罪辩护。对控方用以证明化肥质量及经济损失的两份鉴定报告等主要证据的合法性均不认可,并就此发表了详尽的质证意见。

一审法院采纳了相关辩护意见,认定鉴定结论不合法,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不成立。但是,以4名被告人未取得生产许可证生产化肥为由,判决被告人构成非法经营罪,对两名股东分别判处拘役6个月缓刑6个月,对两名员工分别判决拘役3个月缓刑3个月。

按照检察院指控的罪名,根据《刑法》第147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应当判处3年以上7年之下有期徒刑。因此,在很多吃瓜群众眼里,都认为辩方获得了大胜。但是,笔者和被告人并不这么认为。我们认为,罪名的改变,和稀泥式的缓刑,都只能算阶段性胜利。真正的胜利,必须是宣告无罪,因为打折的正义不是正义。

(号外:据自称消息灵通的人士透露,出庭支持公诉的X检察官是公诉科科长,其担任公诉人十多年,从未遇到过本案这样被动的局面。在本案一审判决之后,X检察官被调到资料室担任了资料员。如果消息属实,笔者希望,这只是巧合,其调岗原因与本案无关。)

一审宣判之后,4名被告人均提出上诉。二审中,笔者针对一审判决继续做无罪辩护,就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方面的错误进行了批驳。检察员对笔者的观点不予回应,而是发表了本案应以生产、销售伪劣化肥罪追诉的意见。

2014年12月1日,中级法院将本案发回重审。

2015年2月,区法院重审本案,X检察官继续担任公诉人,未提交任何新证据,未发表任何新观点,坚持认为被告人构成生产、销售伪劣化肥罪。

(号外:据前述自称消息灵通的人士透露,因公诉科在岗人员均拒绝在本案中出庭,所以才让X资料员重操旧业。笔者希望,这些都是谣言。在笔者看来,X检察官水平很高,之所以在庭审过程中陷入被动,是警方提供给她的证据实在太拿不出手。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

2016年12月14日,法院通知被告人领取了重审判决书,判决结果与原审相同。

4名被告人均已再次上诉。

任性之一:严重超过审理期限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当在受理后二个月以内宣判,至迟不得超过三个月。”

本案自中院发回重审之日,至重审判决书落款之日,超过两年。自重审开庭之日计算,也超过22个月。

区法院在判决书中称本案层报至最高人民法院,即使如此,也不至于需要两年时间,难道审判人员是步行将请示材料送到北京的?!

任性之二:完全无视检察机关意见

区法院改变罪名判决的依据,是最高院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起诉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与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应当按照审理认定的罪名作出有罪判决”。

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且不说,最高院在第二款还规定:“具有前款第二项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判决前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保障被告人、辩护人充分行使辩护权。必要时,可以重新开庭,组织控辩双方围绕被告人的行为构成何罪进行辩论。”据此规定,法院有责任听取检察院的意见,毕竟,检察院才是代表国家行使公诉权的机关,法院的责任是审判,而不是指控。

尤其重要的,本案是重审案件,两级检察院在原审、二审、重审阶段三次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坚持认为本案只涉及生产、销售伪劣化肥罪的意见,这样的一再坚持,法院真的可以完全无视吗?

任性之三:完全无视中级法院二审裁定书的意见

中院将本案发回重审的理由是,“原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其中的要害,在于证据不足。区法院要维持原审对事实和罪名的认定,至少应当要求检察院补充证据。在检察院没有补充任何新证据的情况下,作出与原审结果一模一样的判决,是否代表着,区法院对中院在二审裁定书提出的意见不认可、不服从呢?

任性之四:层报最高院只为走过场

这段内容看上去似乎没毛病,其实存在大问题。

层报最高院的目的是什么?是请示,请求最高院就法律适用问题作出批复。因为,即使抛开证据证明的事实不谈,即使假设被告人真的无证生产了化肥,此种情形也不在两高现有司法解释规定的20种非法经营行为之内。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准确理解和适用刑法中“国家规定”的有关问题的通知》(法发〔2011〕155号)第三条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审理非法经营犯罪案件,要依法严格把握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的适用范围。对被告人的行为是否属于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规定的‘其它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有关司法解释未作明确规定的,应当作为法律适用问题,逐级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

区法院是否真的将本案层报到了最高院,不得而知。但是,在被告人要求查看最高院批复时,法官已经明确表示,没有!

问题就在这里,层报之后,在最高院没有批复的前提下,径行作出有罪判决,这也能行?谁给了区法院创设法律的权力?层报的意义,到底在于请求最高院批复,还是走个过场?

任性之五:与最高院最新的审判精神相抵触

2016年11月28日,最高院在《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法发〔2016〕27号)第5条规定:“客观看待企业经营的不规范问题,对定罪依据不足的依法宣告无罪。对改革开放以来各类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因经营不规范所引发的问题,要以历史和发展的眼光客观看待,严格遵循罪刑法定、疑罪从无、从旧兼从轻等原则,依法公正处理。对虽属违法违规、但不构成犯罪,或者罪与非罪不清的,应当宣告无罪。对在生产、经营、融资等活动中的经济行为,除法律、行政法规明确禁止的,不得以犯罪论处。”

11天之后,区法院作出重审判决,再次对被告人(委托加工合同的委托方)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其认定的事实,与证据严重不符;其判决的罪名,与法律规定严重不符。

后续:本文写于重一审判决之后。

重二审开庭时,法官表示省高院作出了应当认定非法经营罪的批复,但是文件不能给当事人和辩护人看。检察员附和道:“是真的,批复我看过。”并“好心”劝道:“你们没必要争下去了,何必呢,打官司要花律师费,反正一天都没有关过你们,争下去不值得。”第一被告人回答:“别说缓刑,就是免于处罚我们也绝不接受。对我们来说,唯一能接受的结果是宣告无罪。否则,只要我们还活着,无论付出多大代价,坚决抗争到底!”

重二审毫无悬念地维持了原判。

2019年4月,当事人向省高院提出申诉,2020年1月,省高院驳回申诉。对于当事人提出的省高院无权代替最高院就法律适用问题作出批复等几条申诉理由,省高院完全没有正面回应,而是沿用了一审法院的判决理由。

当事人已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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